一百年前,北平大学的学生读什么经典著作?

我手上有一本胡适于1922年6月28日作序的国立北平大学课本,纸张已经变得又黄又脆,有的部分还有霉迹。在我苏州老家里,这本书躺在一堆旧书里,已经有半个多世纪没有人碰过了。这是“文革”时两次遭抄家后幸存的一本残书。我十几岁的时候只是拿它当一个英语课本,至于它的编纂意图,我完全理解不了,也完全没有兴趣。我后来下乡插队,兴趣变了,也就再也没有翻看过这本旧书。

没有想到,大半个世纪之后,我自己为音频节目主持“西方人文经典阅读”的课程。在挑选篇目和讲解时,重新翻阅这本老书,这才体会到一百年前启蒙学人筚路蓝缕的辛苦。

1922年,胡适任国立北京大学教务长兼代理文科学长。他作序的这个课本的中文题目是《英文泰西文学:希腊罗马文选》(下称《泰西文学》),是四册一套中的第一本。另外三本分别是《圣经和中世纪》《文艺复兴》和《现代》。我手上只有第一册,“文革”抄家后,家里剩下的一些书也都残缺不成套了,是否有过其余的三册,因我父亲已经作古20余载,永远无从询问了。我主讲的西方经典人文阅读在编纂上与这套书差不多,但分成五个部分:希腊、罗马、早期基督教和中世纪、文艺复兴以及启蒙运动。

《泰西文学》共四册,每一册都是8部作品(大部头的则选其中的部分),是为一学年32周的课程设计的。四册书供学生在大学四年的学习之用,基本上是一个“人文教育”或“普适教育”的课本,虽然当时还没有这样的说法。

希腊罗马这一册里,六部著作是希腊的——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埃斯库罗斯的《阿格曼侬》、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殴里庇德斯的《特洛伊的女人们》和苏格拉底的《辩词》。罗马只有两部著作——泰伦斯(Terence)的《福尔弥昂》(Phormio)和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罗马作家和作品选得太少了。论个人作品的分量,希腊超过罗马,但罗马人的文学类型比希腊人更明确且更多样,传世的人数也更多。就对后世文学的直接影响而言,罗马可以与希腊旗鼓相当,甚至有所超过。

徐贲:一百年前的人文经典阅读对今天有什么样的启示?

北平大学

《泰西文学》的编者是A. E. 卓克(Adolf Eduard Zucker,1890-1971),他当时是北平协和医学院助理教授。胡适在书序里对他甚为推崇。这让我开了眼界。按眼下中国大学论资排辈和专业主义的陋见,一定有人会怀疑,一个在医学院任教的助理教授竟然为北大英语系的学生编教材,那不是自不量力或者越俎代庖吗?

然而,在1922年的胡适眼里,这样的怀疑根本是多余的。他是一个务实主义者,是一个有眼光的人。他没有我们今天大学里那种小门小户的专业主义偏见,他只看作品,不问出身。

还真别小看了这位1922年在医学院任教的助理教授。他编的这套《泰西文学》1924年以后还在美国马里兰大学用作教材。卓克于1923年回美国后,在马里兰、北卡罗来纳、印第安纳等大学任教,1961年退休。他出版过45部作品,有的被翻译成5种语言,图书馆里收藏他的著作达3730册之多。他于1971年去世,可以说是一位相当有影响的教授。

卓克于1925年出版过一本《中国戏剧》(The Chinese Theatre)的论著,至今还被用作一本参考书。他最著名的书是1929年出版的《易卜生》(Ibsen, The Master Builder, Henry Holt, New York),被翻译成好几种语言。他对易卜生的兴趣与胡适很相似。易卜生的戏剧是在舞台上讲故事。与他同时代的剧作家不同,易卜生更在意于讲述那些就像是在生活中发生一样的故事,而不是为舞台表演而量身定制的“戏剧”。胡适在《泰西文学》序里很自负地说自己是第一个在中国介绍易卜生的,他推崇易卜生和萧伯纳都是因为他们是同一类非典型的现实主义剧作家,他们的剧本更适宜于阅读而不是表演(萨特的剧作也是这样)。在对这类剧作家的偏好上胡适跟卓克可以说是意趣相投。

卓克教授的著作和学术志趣让我们看到了美国人文教育最好的一面。1917年,他在马里恩·勒恩德 (Marion Dexter Learned)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写的是底特律德语周刊《穷鬼》(Der arme Teufel, 1884-1990)主编罗伯特·雷茨(Robert Reitzel,1849-1898)。这是美国一个著名的德语无政府主义刊物,托洛斯基就曾为该刊撰稿。罗伯特·雷茨曾是该刊的主编(1884-1898),是一位著名的激进自由人士。

在今天中国大学里抱有学术成见的专业主义者看来,这样一个冷门“专业出身”的助理教授哪里有什么资格来谈上下几千年的西方文学,还编教科书,岂不是狂妄自大。然而,事实胜于雄辩,他那四册《泰西文学》放在那里,说明他有能力做成一件所有井底之蛙都不敢想象的事情。他说,做这个启蒙性的工作,就是为了“把读者们从狭隘的固执和无知的偏见中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