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正,黄姚,是一个适合恋爱的好地方。

不信你就自己来一趟。

来了,你就知道了。”

《黄姚路上》

这些年来,黄姚就像一个网红的大美女,她的本来容貌,以及她后来的打扮穿着,包括言谈举止,早都被人们了解得一清二楚了,似乎,连她晚上是怎么睡的,都被人们在想象中一次又一次地补充完成。再写,还能写什么呢?写下的任何一个字,都有可能是多余的,是别的文人墨客写过的,一不小心,还是别人在黄姚酒醉后剩在餐桌上的那些东西。

反正,我是来过两次了。

上一次,已经十五年前了。

那一次,前往黄姚的人很多,总共是两辆车,好像是五六十人,甚至七八十,都是文学艺术界有头有脸的人。我能见证的事,只局限于我乘坐的那辆大巴上。

先说我的事吧,说完了,再说另一个。

我的事是一个电话,是一个年轻的电影导演打来的,那几年,我在北京曾经帮他捋过两三个剧本。他问我,有个活儿你接不接,他觉得我接比较合适。他还说,剧本的酬劳你不用担心,因为这个电影是与韩国合资的,韩国的编剧费向来都很可观。

我说什么故事?

他说是爱情的。

真没想到,在前往黄姚的路上会有这等好事!

这个故事的本子,曾在韩国的釜山电影节得过一个剧本扶持奖,但他觉得还不够好,想拆散了再弄一弄。然后,他就简要地说了一下故事,说的是一个年轻的乡镇邮递员,把一个女孩的大学录取通知书给私藏了,因为他爱着这个女孩,他不想失去她。他们俩曾经是同学,很好的那一种。他还说了故事里的一个情节,说是相当的有意思,因为有个青年教师也爱上了这个女孩。有一天,这个教师正在蹲厕所,那个年轻的邮递员提着一桶脏水,就从女厕所的这边,朝老师的头上淋了下去。当时他还是在校的一名学生。那个时候的厕所都是顶上空空的,把男女隔开的,只是一堵比人高一点的砖墙。他说这个看点很像阿尔巴西诺演的一部电影,叫作《闻香识女人》。

我说好的,我先想想吧,想好了我再给你回话。

电话是中途下车的时候接到的,上车后,这个爱情故事就在我的脑子里开始生根发芽了,可是,我还来不及给这个爱情故事施肥浇水,另一个爱情故事就在大巴车里发生了……读到这里,你可以先闭上你的眼睛,先想象一枚精子是如何追到一颗卵子的,或者是一颗卵子在不知不觉的游荡中,是怎样被一枚精子所猛然击破,整个相遇的背景当然就是黄姚,因为没有黄姚,就可能没有这个故事,至少不会发生在前往黄姚的路上。在他们的爱情生命中,黄姚绝对起到了催情的作用。你慢慢想,你不用着急,想好了你再慢慢地睁开眼睛。

为了尊重我们的叙述对象,我把他们的名字化装一下,一个称为作曲家,一个称为散文家。写散文的是个女的,作曲的是个男的。

我再重复一遍,男的是搞音乐的,女的是搞写作的。

作曲家原来坐在什么地方,我已经忘记了,我只记得,散文家原来和我是坐在一排的,不同的是,她是过道的那一边。她就坐在过道边的位子上。

一辆大巴车,在某个时间段里它就是一个单位,在这个单位里,每人都有一个位子,这个位子就是你上车的时候坐下的那个位子,之后的整个行程,基本上也就是那个位子,不管路途中有多少次的停车放水,等到再上车的时候,你的位子还是你原来的那个位子。

然而,那一天却出了一点意外,这就注定了有故事要发生的。只是我更愿意说,这是黄姚暗藏的某种磁场在悄悄起的作用。

因为那个电话有点长,我是最后一个上车的,上车后我竟然找不着我原来的位子了,我回头从第一排傻傻地数了数,发现我其实没有数错,但是,原来和我坐在一起的那个老头不见了,那老头是一个画家,他的位子被作曲家给坐去了。我看了一眼作曲家,他侧侧身,说,你坐里边是吧,你坐你坐,你坐你的。我说你原来不坐这里呀?他说换了,换了换了,换了一个位子。眼睛里的某种东西早就已经悄悄地流出了他的眼角。

我刚一坐好,车子就启动了。作曲家和散文家的故事,就像舞台上的某个二胡曲,过门的那一节小调,早在我寻找位子的时候被他们悄悄地拉过了。我发现,我身边的作曲家,后来几乎就没有坐稳过,身子不时地往过道那边摇来摇去,就像被风吹得晃来晃去的一把稻草;那边的散文家,也不停地将她的身子往这边倒,他们根本不把晃来晃去的车子放在心里。你晃你的路,我传我的情。好像整个车就只有他们俩正漂荡在无边的海浪上。他们聊的东西当然很多,因为没有录音,所以他们聊的内容都被我留在车里了。

但有一点我当时记住了,我听到他们在悄悄地交流电话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