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专业读者与普通读者的区分,那么“文学与感动”似乎不大可能成为专业读者的话题。将文学视为专业的他们,热衷于谈论文学作品中的语言修辞、哲学思想、形式实验等等,疏于关注文学中的情感问题,以及与情感问题直接相关的文学的感动能力。或许,在他们看来,文学与感动的话题不仅过于古典,而且也有把文学道德化和理想化的倾向。毕竟,众所周知,文学不只是宣传道德与理想的载体,而是有着更为博大、深邃乃至永恒的力量。

  毫无疑问,作为一个专业读者,强调文学的博大与永恒,关注文学的形式与思想并没有错。只有如此,文学方能不断保持一种先锋性。但是,我的问题是,当专业读者暂时从专业的身份中逃脱,变成一个纯粹的普通读者,完全沉浸在文学文本的世界之中后,那些为他们所称赞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当代文学作品,还具有多大的感动人的力量?还能在读者内心引起多强的情感风暴?还能在多大程度上激发人们向往光明与俊伟的能力?对此,我不能不感到困惑,充满疑问。

  内心充满这种困惑与疑问的不只我一个人。友人是一位文学副教授,曾经向我感慨,阅读余华的《兄弟》,内心会有一种不适感,乃至灵魂受辱的感觉。小说中人性的卑琐,人生的无聊,让人有一种绝望感。在他看来,《兄弟》丝毫无法引起他对人与生活的美好感觉。友人属于专业读者,他很清楚,《兄弟》有余华对现实的批判与讽刺,从理论上有多重可供阐释的空间;可遗憾的是,小说并没有感动他,也没有引起他对未来的想象。相反,《兄弟》中的现实与人性加固了他对现实与人性的失望。友人的阅读经历说明,面对当代一些文学作品,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专业读者与普通读者的断裂,理论与实践的断裂,理智与情感的断裂。也就是说,专业读者可以从理论上说明文学的意义,普通读者则从情感上拒绝了文学的价值。当专业读者与普通读者在某一时刻重合,理论与实践、理智与情感便会在阅读者的内心产生撕裂。这对于专业读者来说,未必是件幸福的事。

  我自己就经常遭遇这种不幸,当我阅读贾平凹的《废都》、阎真的《沧浪之水》、阎连科的《风雅颂》时,我知道这些都是优秀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它们甚至是一时之经典。但是,这些作品却无法感动我,不能让我从情感上得以升华与纯净。因此,长年阅读当代文学作品后,我有一个可能是偏见的观感:当代文学似乎丧失了感动人心的能力。

  身为专业读者的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可以说,当代文学之所以丧失了感动人心的能力,之所以热衷于书写人性的幽暗与复杂、生活的无聊与卑琐,是因为当代生活本身就是诗情消解,一地鸡毛,因为人性本身就是复杂晦暗的。这种解释似乎合情合理,支撑这种解释的不仅有当代生活本身,更有理论援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世俗化进程逐渐加快,我们基本完成了从政治社会向经济社会的转变,中国人的主体性也完成了韩毓海先生所谓的“从政治主体到欲望主体”的转变。显然,经济社会是逐利的、实际的、世俗的、欲望的。在这样的社会,文学再高扬理想与精神,再书写人性的崇高与美好,不仅容易被扣上道德理想主义的帽子,而且可能被视为非现实主义写作。因此,一个富有意味的现象是,在批评家蔡翔视为消解日常生活诗情的刘震云、池莉与方方等作家的创作,恰恰被理论家命名为新写实主义;而一直向往“金牧场”的张承志、“融入野地”的张炜,却被视为理想主义写作。很明显,理想主义是超越现实的,新写实主义则是朝向现实的。在这里,现实主义成为了新写实作家书写庸常生活的理论保护伞,保证了它们的合法性。当把这种写作推向极致,那么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上半身写作”与“下半身写作”等欲望写作,都可以是现实主义的。因为,既然庸常生活是现实生活的本质,那么欲望作为生活的组成部分,便具有书写的合法性与现实性。

  更何况,欲望写作背后还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理论支撑。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认为,人有“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层次。在这三个层次中,“本我”是人的本质规定,它脱离了文明的规训与惩罚,呈现了人的生物学的本真状态。因此,文学书写“本我”当然是现实主义写作。

  然而,在我看来,无论是当代生活本身,还是现实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它们都不能作为当代文学不再书写光明俊伟人物、丧失感动人心的力量的原因和借口。相反,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它们限制了人们对当代生活和人性的理解与想象。

  诚然,当代生活确实充满了庸俗与无聊,确实少了精神与理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精神与理想在现实生活中的彻底缺席,更不意味着具有崇高精神的人的消失。张炜在《你在高原》里写了不少充满理想精神的知识分子,他曾不止一次说过,这些理想主义者都有原型,有些就是他的好友。这说明,理想主义和理想主义者也是现实生活的组成部分,书写他们也是文学应该做的事情。相信这样的文学会具有感动人心的力量,这样的文学越多,我们对现实的理解也会越丰富;否则人们阅读文学,只会看到当代生活灰暗的背面,看不到或者发现不了它光明的正面。

  事实上,一味书写生活的庸常与人性的幽暗的文学,已经使有些人丧失了理解和相信生活与人性光明的能力。一个文学系的学生看完《平凡的世界》后,曾经产生这样的疑问:现实中会有孙少平和孙少安这样美好的人物吗?其实,这种提问的关键,不在于怀疑《平凡的世界》写作的现实性,而在于它从根本上质疑了人会有的一种精神生活的可能性。在我看来,这种提问与怀疑让人感到悲哀。我认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应该为此负责,这一学说对“本我”的发现与肯定,局限了人们对人和人性的丰富理解。

  我认为,任何对人与人性的本质规定,都是一种深刻的偏见与伟大的虚构。无论是马克思强调的人的阶级性,还是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与“超我”,它们仅仅是对人的一种发现与理解。与这种建构人的本质的规定性的方式不同,我更愿意强调的是人的建构性与未完成性。也就说,人永远处于一种不断发现与建构自我的动态的未完成的过程。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与“超我”都可以被视为人的本性,而不是因为“超我”与“自我”具有建构性而被视为虚构。因此,如果文学只是书写“本我”,那并不意味着文学发现了人的本质。相反,这恰恰意味着对人和人性理解的狭隘。

  从当代文学史的角度来说,这种对人和人性的狭隘理解其来有自。在我看来,新时期文学虽然逐渐打破了“十七年文学”对人的阶级性的狭隘理解,在提倡写人性的道路上走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到了最后,尤其是寻根文学与先锋文学,作家对人和人性的理解似乎再次产生了偏至,以至于走向了“十七年文学”对人性理解的反面与对立面。“十七年文学”写人的崇高与理想,先锋文学则致力于写人性的阴暗与残忍,比如余华的《现实一种》《鲜血梅花》;“十七年文学”写人追求进步与向上,先锋文学则致力于写人的堕落与无聊,比如苏童的《妻妾成群》《妇女生活》。

  总之,正是从寻根文学与先锋文学之后,作家们似乎认为人性的本质就是复杂的、幽暗的。由此,在文学作品中,人性的灰暗、生活的无望、历史的虚妄充斥其中。试想,这样的文学,无论形式如何先锋、思想如何深刻,又怎么能感动人心?更不要说引人向上了。更重要的是,当先锋文学以及其后的作家对人性的理解再次窄化以后,它们也与现当代文学的新人写作传统产生了断裂。

  写新人一直是现代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的重要传统。《创业史》中的梁生宝,《李双双小传》中的李双双等等,都是当代文学史中著名的新人形象。这些文学中的“新人”,不仅关涉到作家对现实中新人的发掘,而且关涉到他们对未来社会与人的想象。因此,新人或许现实中未有或者少有,但并不意味不可能产生。在某种意义上,对新人的塑造既是对人的乌托邦的想象,同时也未必不是对人的本质的一种开拓与建构。正是有了这种对新人的想象与展望,人才可能超越自我与当下,进阶到更高的境界;而更高的境界,未必就不是人与人性不能达到的境界。

  从这个角度讲,当代文学的新人写作传统恰恰呼应了昆德拉所言,小说是对人的存在的可能性的探索。可惜的是,先锋文学之后,这种写作传统不再成为文学主流。于是,当代文学中的人性便只能是庸常的,人生只能是充满存在的痛苦与绝望。由此,无论是专业读者还是普通读者,都很难在文学中获得日常生活的诗意与感动了。

  (《文学自由谈》2021年第5期。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