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创作之路


文/张宝泉

我的文学创作之路


七十年代,想读到一部当地作家的小说却很难。直到我上中学时,才读到徐瑛先生的小说《向阳院的故事》。其实徐瑛先生不是亳州人,但他的小说是在亳州工作时写成的,小说拍成电影后,他的名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当时给我们这座古老的城市套上了一个闪亮的光环。

那时,亳州能真正写点文学作品的人不多,可屈屈一指。在我的记忆中李先轶先生的诗写得比较好,他是一位很有名望的诗人,曾在《安徽文艺》当过诗歌编辑。因为我爱读一些文学作品,所以经常在刊物上读到他的诗。他的儿歌,我很感兴趣,有时学校出墙报,我也学着他写的格式溜几句,刊在专拦里。后来,我高中毕业在家闲着无事做,闷在屋里胡乱作起诗来,忽然,有想投稿的念头。于是就到城里文具店买了一本方格稿纸,把几首小诗抄写好,不知天高地厚的就寄给了《安徽文艺》编辑部里的李先轶先生。万万没有想到其中的一首诗歌《苗圃吟》,通过李轶先生修改后在《安徽文艺》发表了,还给我寄回了样刊和一本稿纸。一些亲朋读后,恭贺我说,没想到我的诗歌写得这么好,而且还在省级刋物上发表,真了不得!当时,我的脸直发烧,肚子里的墨水有多少,自己知道。这首诗歌的发表,首先得感谢李轶先生对我鼓励。时过不久,听说李先轶先生患病了,还没等我去看望李老师时,噩耗传来他已去世,那时他才四十多岁。惋惜也,使亳州文学界失去了唯一的诗人。

我很幸运,进了一所代帽中学教书,业余时间,对写作情有独钟的我,总是放弃不了,时不时的写了许多首诗歌,投往杂志社和一些报刊,往往接到的是退稿。那时退稿有的是编辑的亲笔信,有的是印好回复填上作者的名字,都是用杂志社和报社的专用信封邮寄给作者。每当邮递员把退稿信给我时,单位同事看到了就问,又发表什么作品了?拿出来让我们欣赏拜读一下。我忙不迭地回办公室关上门,把退稿锁进抽屉里,有时把退稿撕掉销毁证据,怕别人说我想吃天鹅肉。写诗不易,做人更难。突然,晴天霹雳,家中失去顶梁柱,父亲驾鹤西游了,家庭陷入了困境,整天为生活而奔波。就在这时,我没有了时间、精力、心思去捣弄那些死气沉沉的文字了,只想为母亲分担生活之困苦。于是搁下了写作之笔,放弃了想吃天鹅肉的作家梦。

星转斗移,一直到了八十年代,家乡涌现的许多好人好事,打动着我,激发了我的写作灵感。于是就把我的所见所闻,写成通讯,寄于《阜阳报》很快发表了。时隔不久,报社还给我汇了十块钱的稿费。从此,我搁了多年的创作之笔,又拿了起来,有时写新闻稿,偶尔也写诗歌、散文、小说之类的稿子,投往市电台、报刊杂志社。陆续在《阜阳报》、《安徽教育报》、《科技报》、《安徽日报》《市广播电台》等发表,新闻稿发表具多,而文学稿件常常石沉大海。常言说,有付出就有收获,我的散文诗《路灯》在《阜阳报.副刊》发表了。正当我喜不自禁时,一日,邮递员把一个信件送来,拆开信封却是《诗歌报》的报样,其中有我一首新诗《忙碌的朋友》在该报第二版发表了。从此文学像张开的网一样,我钻了进去,奋力地挣扎,写我所思,写我所想。不满足于眼前的那一点点景致,再创作,再投稿,我文学作品终于陆陆续续在省、市报刊杂志上发表了。

写作改变了我的命运,也是人怕出名,猪怕壮的缘故吧。一纸令下,乡政府把我借调到乡政府办公室搞文字工作,为领导写讲话稿、年终总结、汇报材料;更多的就是写些通讯报道、宣传之类的文章。整天忙得不亦乐乎,新闻稿件满天飞,报纸上有名,广播里有声。报社、电台聘我为特约记者,每月或多或少都有稿费收入。相应的文学作品动笔少了,偶尔发表一首诗歌,喜得我不知那是北。那时,亳州没有什么刊物,作者互相切磋交流的机会不多,只有闲的时候,我到文联与杨明、郭修文先生聊聊创作体会。有时我们也聊题外话,写作不如经商,弄一趟药材,就可一夜暴富。而写作想成名暴富,路途很漫长,甚至十年磨一剑,不然得磨二十年。想出人头地当作家,难啊!这只是闲话而已,我们都是工作人员,搞文学创作是职责外的爱好。当然,都希望自己的文章成为精品,流传于世,载入史册,当一位名符其实的作家。